跟着总书记学党史·精神印记 |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第四个层面是在基础研发上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关于共享发展，协调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共享。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工作中，对改革开放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做好一带一路共建工作，让企业唱主角，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关于绿色发展，要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做到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的25%以上，做好环境保护，确保森林覆盖率达到24.1%以上，单位GDP能耗下降13.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以上。第三，今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会相对下降，但贸易顺差还是会在3万亿元以上。这些自贸试验区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确保外资企业来华后，在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下，享有一视同仁的待遇，让不同性质的企业主体有一个公开的竞争环境，促进他们对华的投资。出口产品目的国可以差异化处理。

对此，要做到十四五期间，研发资金要占GDP的3%左右，同时，基础研究占研发支出的7%以上。总之，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十四五阶段或者说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迈出新发展阶段道路上坚实的第一步。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进入 隆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战略机遇期 。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巨大，影响深远。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会从以往重视效率转向兼顾效率与安全，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区域化、多元化的新趋势，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我国，到2020年1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也是由负转正。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我们要把握好，既要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技术能力、经济实力差而导致的数字鸿沟，同时，也要避免因管理不当造成的数字高墙，绝对不能成为信息孤岛。

所以，国际经济规则、国际治理体系的重构，也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表现为金额上的增长，而且技术含量在提升，项目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我们以前也是大国，但是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一个小经济体。比如，要实现《巴黎协定》的一系列目标，需要我们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转型，甚至消费行为的转型。而这种外溢性越来越强之后，其所带来的影响就需要我们去分析，有的可能是创造了机遇，有的可能是创造了挑战。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把去年经济下降部分补回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就已经实属不易。

任何一个国家把握好了都会脱颖而出，但如果错失这样的战略机遇，就会更加落后，进一步拉大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讨论外部挑战、世界经济困难时，我们往往更多看到的是挑战，这没有错，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任何一场重大的危机之中，挑战和机遇都是并存的，特别是面对重大危机时，我们的作为有可能会扭转乾坤、化危为机。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推动国际格局洗牌的根本动力。绿色转型发展将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创造大量的新机遇，有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从短期来看，新冠疫情的肆虐，使得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二战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2021年全球经济会出现恢复性增长。就像我们说，资金是生产要素，人是生产要素，要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就要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

新能源汽车给了我国汽车工业一个换道超车的新机遇这个经济学家他说结构变化的方向是遵循提高生产率进行的，现在你这个人口转移的方向是从高生产率的部门转向低生产率的部门。

但是未来有可能我们还会遇到冲击，因为未来人口是在不断减速，需求就会出现严重的不足。还有一部分企业利用你的产业，政策机会去拿你的补贴，过几天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拿到补贴，结果他们并没有恢复过来，但是他们没有退出去，一部分就成为说你的整个实体经济中，生产率不高的，甚至有很多是僵尸企业，这个总体上导致你的资源配置僵化，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扩大。大家看，我们最高点的时候30%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现在已经降到了差不多27%，低于30%。当时叫做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说劳动力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短缺，相应的工资会上涨。所以我把叫做逆熊比特。这个趋势是我们沿海地区制造业还有新优势。

第二个因素是规模经济效应，或者叫聚集效应，这些我们还强着。第一个叫做逆熊比特化，或者叫僵化。

再一个建议，我们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观察了几年之后，发现沿海地区还能重新赢得新的优势。

因为我们经济增长能力供给侧的能力是下降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因为熊比特他提出来，要创造性破坏，现在不能破坏，不能退出，不能死亡，因此也不能创造。

但是实际增长速度跟它一致，就说明跟进你的能力保持速度，同时没有受到需求侧的冲击。这次我们想谈实体经济和中国制造业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保持就业地方税收等等为借口得到政府的保护，得到市场的宽容。我们需要供给侧、需求侧都去关注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产业特别制造业在哪个地区布局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是成本效应，你有没有充分供给的劳动力比较便宜，这个我们沿海地区很显然在丧失。但是我们下降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GDP只有两千多美元，距离高收入还很遥远。

中国在这个方面有一个优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全的产业分类，一位数的分类，二位数分类我们是最全，意味着我们在不同的产业中，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以及不同的生产要素各自具有比较优势这样就应该紧紧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当中，在每个环节都有我们的存在。为什么呢？我的传统制造业没有了，转到中西部地区。

因此我们说，我们再看红色的线是潜在增长力，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生产力提高潜力有多少，这两者都是下降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制造业下降以后，一部分劳动力不知道，他的人力资本跟不上，不能创造更高的就业岗位，因此他退回到了，当然极少数真正退到了三产，但是事实上我们中国的三产服务业，三产劳动生产率是低于二产，是低于制造业的。

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了过去我们进行贸易或者投资我们关注的是你有什么样的生产优势，你的生产产品是不是便宜，成本决定了这个，现在越来越注重是说，你有多大的市场，我们从关注过去的供给侧转向关注今天的需求侧，中国有14亿人口，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未来我们新脱贫1亿多农村人口逐渐走向中等收入群体，我们有2.9亿的农民工逐渐走向中等收入群体，我们有2.45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逐渐过上中等收入的生活，这些人给我们一个机会，中等收入群体翻番。在社会层面把人保护得越好，有底越充分，我们越有信心拥抱创造性的破坏。同时下降也没关系，我们过去说我们参与国际大循环是特定发展阶段的，我们现在是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们讲实体经济的时候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大部分经济都是实体经济，也并不是仅仅生产产品、生产服务和资源打交道，除了媒介的部分之外其实都是实体经济。

第一个就是如何拓展我们的优势，传统比较优势消失了，在更高的技术层面，同时传统比较优势中还会有一些机会，探索新的优势和挖掘传统的潜力合并在一起。这个图显示OECD国家实际上他们的社会支撑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是成正比关系的。

成本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两者之间交叉起作用。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有两点，第一我们在这个时候既要创造也要破坏，但是能否真正做到创造性破坏，必须有好的社会政策兜底。

地方政府也担心，也不敢随便让这些企业退出死亡，因为他还是关注就业。但是关注就业还保护落后，我们不要保护产业如果他过事，不要保护岗位，如果他非要走。